1980年「蘭陵劇坊」在姚一葦所發起第一屆「實驗劇展」中演出《荷珠新配》，到1985年「表演工作坊」在最後一屆「實驗劇展」中演出《那一夜，我們說相聲》，這段時期台灣戲劇進入專業化的發展，為「第一代小劇場運動」。後來「蘭陵劇坊」、「表演工作坊」以及1986年成立的「屏風表演班」等等，匯聚成受到觀眾乃至於官方歡迎的主流。

隨著具實驗性質的「黑盒子」場地增加，及政治氛圍逐漸開放，小劇場出現分歧，「第二代小劇場運動」無論在美學或政治立場上皆朝著更為激進的方向發展，時間約在1986至1989年之間。除了香港「進念二十面體」（1984）、日本舞踏團體「白虎社」（1986）相繼來台演出，為台灣小劇場帶來新的身體觀念之外，王墨林所介紹的日本舞踏身體意識、「優劇場」引進的葛羅托斯基（Jerzy Grotowski）「貧窮劇場」（Poor Theatre）概念，甚至視覺藝術領域的偶發、行為、觀念藝術，如1983年陳界仁的《喪失機能第三號》、李銘盛的《生活精神的純化》等等，皆為小劇場提供了另類美學的出口。王墨林稱1986年為「肉體叛亂」的一年，首先3月「白虎社」來台，7月「河洛展意」在台北車站前的地下道演出《交流道》，12月陳界仁組成的團體「奶・精・儀式」在台北東區街頭演出《試爆子宮》。一連串事件為「第二代小劇場運動」揭開序幕，宣告一個「觀念表演藝術」時代的來臨。

鍾明德將「第二代小劇場運動」區分為三大取向，三者又在某些意義上互相合流——第一是「後現代劇場」，他們所展現的特徵其中之一是反敘事的劇場語言，另一是拒絕妥協於體制，和消費文化保持距離，代表的團體有「筆記」、「環墟」以及「河左岸」。第二是「環境劇場」，創作者試圖打破傳統鏡框舞台的限制，如1987年王墨林聯合王俊傑、「筆記」、「環墟」以及「河左岸」於台北三芝一處廢棄船廠共同演出的《拾月》。第三是「政治劇場」，由於「環境劇場」強調的參與性和本土化傾向，使得小劇場有機會注入當時台灣社會運動的潮流。當中又以王墨林和周逸昌為主要推動者，1988年《驅逐蘭嶼的惡靈》號召蘭嶼青年與反核人士共同參與，為第一齣同時是戲劇也是社會運動的「政治劇場」。1989年，小劇場團體除了在環保、農運以及二二八歷史等議題的抗爭場景中串連，甚至在接近選舉時，還出現了服務特定政黨的「選戰小劇場」。（文／楊傑懷／2019）

參考出版品：
．王墨林，《都市劇場與身體》，稻香出版社，1992
．鍾明德，《台灣小劇場運動史：尋找另類美學與政治》，書林出版有限公司，199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