麥巔成長於野性、中國朋克音樂搖籃的武漢，他以及「我們家青年自治實驗室」是一個以橫向、無領導的方式組織的無政府主義空間，一個公共廢墟。我則成長於台北，這個整個藝術體制已斟完備，甚且不斷用許多空洞計畫包裝的城市，從都會到鄉野橫亙著無端的膽妄（delirium），被資本主義美學將此一膽妄指稱為：「這是一個概念」的城市。麥巔與我的對話實際上是沉默。在2012年深秋武漢凜冽的空氣裡，在他的文章及我的文章，在一位共同的友人對生命以及生活實驗的終結裡，在solidarity的裂隙，以及在不可能逆轉的中國、台灣生命、美學技術的畜牧業思想裡。這個沉默對話唯一的共同點，其實是從我們逃離，亦從逃離後的exodus開始的。
